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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08-22 09:45 來源︰《統一論壇》雜志 作者︰翁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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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鄭重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系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倡議提出以後,引起了兩岸各界廣泛討論。尤其是在台灣島內,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倡議的第二天,台灣新黨主席郁慕明就表示︰“新黨不會推卸責任,願意率先與大陸政治協商,尋求邁向兩岸統一的和平發展機制,確保台海和平穩定。”而同為藍營的國民黨也做出積極回應。2月14日,國民黨主席吳敦義表示︰“國民黨如果2020在台重返執政,就有權依照‘兩岸人民關系條例’,與大陸洽談簽署‘和平協議’。”雖然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還是一如既往地遭到了“台獨”團體的污蔑和抗議,但是講話之後掀起的島內討論“一國兩制”的風潮則表明,台灣各界對促進兩岸開展政治協商也有了積極的傾向。因此,是否應當進行兩岸政治協商,有無可能實現兩岸政治協商,以及實現兩岸政治協商所面臨的挑戰,成為當下需要提前研究的問題。

  一、兩岸政治協商歷史回顧

  雖然早在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就提出過“建議舉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但是一直以來都被台灣當局所阻擋。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通過海協會和台灣海基會,兩岸才正式開始了一些所謂事務性談判。其中,“汪辜會談”開啟了兩岸協商談判的先例,取得的四項協議成為了兩岸各界交流交往的重要基礎。此後,隨著李登輝“台獨”道路的越走越遠,和陳水扁“台獨”立場的頑固不化,兩岸政治協商又再度陷入僵局。到了2008年,國民黨再度執政之後,“兩會”復談,兩岸政治協商重新開啟。8年間簽署23項協議,甚至首次實現了兩岸領導人會晤,可謂取得了重要進展。因此,即便在當前蔡英文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使得兩岸“兩會”交流再次中斷的情況下,台灣島內對開啟兩岸協商的聲量依然巨大,也推動著兩岸民間的進一步融合發展。

  二、兩岸政治協商的必要性

  70年來,兩岸由隔離到逐漸接觸,再到現在社會經濟發展緊密相關,兩岸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單純的經濟協議已經難以解決兩岸全方位交流中出現的不便和困難。因此,為了兩岸民眾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緊密合作、共享發展紅利,開展兩岸政治協商,為兩岸共同發展掃清障礙,就成為了必要的前提。開展兩岸政治協商,一方面是現實中兩岸交流交往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可以給兩岸同胞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一)開展兩岸政治協商的緊迫性

  首先,從當前兩岸民眾交流看,交流的日益頻密使得政治上的一些不便越來越成為兩岸交流的阻礙。在過去一年,雖然祖國大陸推出“惠台31條措施”,施行台灣居民居住證等以落實台灣同胞與祖國大陸居民同等待遇。但是由于蔡英文當局的敵對意識,使得台灣民眾在祖國大陸的生活工作仍然面臨諸多不便。例如,台灣民眾辦理祖國大陸銀行卡需要在祖國大陸連續居住半年以上,對于那些長期在兩岸奔波的台灣民眾來講極為不便。對于祖國大陸的銀行來講,是為預防詐騙,而在根本上則是兩岸缺乏居民身份信息共享機制以及法律懲治上的差異。對于台灣籍詐騙犯,台灣當局的懲罰措施極其微弱,近乎放縱。而目前雖然兩岸之間有《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條例》,但是對于這些藏身島內的詐騙犯則常常無能為力。

  其次,從當前兩岸的發展狀況來看,只有解決政治上的敵對狀態,才能更好實現兩岸共同發展。由于兩岸目前政治上還處于敵對狀態,使得兩岸還存在著不和平的可能。台灣當局也以此為借口極力打壓在台的統派人士,對于兩岸的正常交流交往,則通過政策或恫嚇的形式進行阻撓。例如,行政部門負責人甦貞昌就揚言,“應終身限制退休高官赴陸參加政治活動”;對于統派新黨青年委員會主席王炳忠依然限制其赴祖國大陸;威脅新黨主席郁慕明如果赴大陸開展政治協商,“情節嚴重會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這樣的高壓限制,不僅阻隔了兩岸的進一步交流,更重要的是,阻礙了台灣自身的發展。自2016年蔡英文上台以來,祖國大陸赴台游客銳減。根據台灣“觀光局”統計,祖國大陸赴台游客在2018年已經降至269萬人次,相比2015年的418萬人次減少約35%。這也間接導致2018年民進黨在“九合一”選舉中的大敗。

  第三,從中華民族的發展來看,兩岸的隔絕對立是實現民族復興的最大阻礙。“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願望,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抗日戰爭勝利70多年來,中華民族幾經波折,經過自己的不懈努力,終于能夠傲然站立在世界的東方,中國大陸如今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軍事各項實力也位居世界前列。但是,從來沒有一個尚未完全統一的國家能成為真正的世界大國。只要沒統一,就會有隔閡,就會影響整個民族齊心協力謀發展,就會不斷推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兩岸的共同發展是一個合則勝分則敗的局面。而要結束兩岸的分隔狀態,必須進行政治性的協商談判,化解雙方長期以來積存下來的誤解與隔閡。唯有如此,團結起來的中華民族才能真正地實現復興。

  (二)開展兩岸政治協商的好處

  除了現實的緊迫性,開展兩岸政治協商也可以為兩岸雙方帶來實質的好處。根據談判理論,開展談判至少具有4種正向的功能,即彰顯和平相處、平等對待、表示友好、解決問題。而兩岸雙方開展政治協商同樣也具有這4種好處,除此之外,開展兩岸政治協商還有利于打擊“台獨”勢力,減少外部勢力對兩岸關系的干涉。

  有利于實現兩岸和平。台海和平是兩岸最重要的利益訴求,也是最沒有分歧的共識。一旦能夠開展兩岸政治協商,就表明兩岸至少暫時放棄了以暴力方式解決兩岸分歧的選項。而與此同時,這也會對兩岸產生一種約束力,使得雙方都不會提出使用暴力的主張。

  有利于雙方地位的平等。能夠走上談判桌的雙方,雖然客觀的實力會有差距,但是在談判的場域內,參與談判的雙方代表會是一種平等的姿態。也只有在承認雙方平等地位的基礎上,談判才可以展開。這也打破了台灣認為祖國大陸會要“矮化台灣”的謠言。2015年在新加坡舉行的兩岸領導人會晤正是這一功能的體現。

  有利于雙方消除敵意,建立友好互信關系。目前雙方在政治層面的敵對之所以還在繼續,最重要的就是互相之間的誤解和不信任。如果雙方能夠走上談判桌,誠實地交流自己的想法和訴求,那麼必然有助于消除雙方的敵意,有利于雙方在一種友好互信的關系中解決問題。

  有利于確立雙方的政治關系,解決政治身份問題。談判最重要的目的也是最直接的功能就是解決問題。在當前來講,兩岸之間的問題主要在于兩岸的政治關系和政治身份問題。如何確立台灣在“中國”這個概念下的地位,如何確定祖國大陸和台灣的政治關系,這都需要通過談判來解決。也只有通過談判,才能最大化地展現兩岸的民意,達成盡可能多的共識。

  有利于打擊“台獨”勢力,促進國家統一。談判要想能夠開展,談判的雙方必須要有一些基本共識。而開展兩岸政治協商同樣需要一個基本共識,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提出該倡議的時候所講到的,“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如果談判得以開展,也就表明雙方已經有了這一共同的政治基礎,對“台獨”勢力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打擊。

  有利于減少外部勢力對兩岸關系的干涉。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但卻常常受到美國、日本等外部勢力的干涉,以至于島內“台獨”勢力能夠寄希望于倚美、日而對抗祖國大陸。但如果兩岸雙方能夠實現協商談判,通過談判來決定雙方的政治性事務,就會更進一步地表明兩岸關系是不需要外部勢力插手的,兩岸關系的最終走向是由兩岸中國人自己來決定的。

  三、兩岸政治協商的可能性

  在當前兩岸關系進入新時代、國家統一更加迫切的情況下,兩岸政治協商成為了必要的選項。但是否有可能實現兩岸政治協商,則既需要雙方主觀上的意願,也需要客觀上內外環境的影響。

  (一)實現兩岸政治協商的主觀意願

  首先,作為談判一方的祖國大陸來講,一直是推動兩岸政治協商的主要推動方,國家領導人都提出了希望實現兩岸政治談判的倡議。不僅官方如此,祖國大陸民眾更是期盼兩岸能夠通過協商談判,化解敵意,希望能夠在沒有政治障礙的前提下共同為民族復興貢獻力量。盡管近年來,網絡上的“武統”聲浪有興起的跡象,但並不是祖國大陸民意的主流。祖國大陸同胞不願意骨肉相殘,大動干戈。

  其次,台灣同胞同樣也是愛好和平的,戰爭一直都不是台灣同胞期望的選項。而作為普通民眾來講,最大的願望就是和平相處,安居樂業。在當前兩岸實力對比逐漸拉大、台灣經濟長期低迷的情況下,台灣同胞希望消除兩岸政治對立,方便到祖國大陸生活就業。

  第三,鑒于台灣獨特的政治體制,官方的意願會隨著政黨的輪替而變動。

  (二)實現兩岸政治協商的客觀環境

  其一,兩岸政治協商有過成功的實踐。兩岸之間開展協商談判並非一個創舉,在70多年的歷史中有過多次實踐,而且其中不乏成功的實踐。以1992年前後的兩岸協商談判為例,雖然是兩岸雙方通過“白手套”形式開展的事務性談判,但卻必然會涉及兩岸的政治議題,達成的“九二共識”就成為了此後兩岸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基礎,影響至今。

  其二,兩岸之間經濟社會密切往來的現實。自上世紀70年代末台灣地區開放赴祖國大陸探親以來,兩岸社會經濟往來就呈迅猛發展之勢。截至2018年年底,台灣居民往來祖國大陸累計超過1億人次,僅2018年就突破600萬人次,目前常住祖國大陸的台灣同胞多達200萬。經濟上,2018年祖國大陸與台灣貿易額高達2262.4億美元,祖國大陸是台灣最大貿易伙伴和貿易順差來源地。截至2018年12月,祖國大陸累計批準台資項目10.719萬個,實際使用台資678.1億美元。而祖國大陸也有444家非金融企業赴台設立公司或代表機構,備案金額25.69億美元,領域涵蓋批發零售、通訊、餐飲、塑膠制品、旅游等多個行業。社會經濟往來的高度頻密必然要求減少政治上的阻礙。

  其三,國際環境對分裂勢力的態度。二戰結束之後,分裂的德國、越南、也門等國家紛紛實現了統一。而像朝鮮和韓國雖然統一之路仍然困難,但是雙方走向統一的共識卻非常堅定。與此同時,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的分裂主義勢力也難以得到大多數國家的支持。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公投的失敗,俄羅斯車臣共和國分裂主義勢力的衰落,都表明了分裂主義越來越不被認可。國際環境的這一變化也進一步減弱了“台獨”分裂勢力的合法性,並且給兩岸政治協商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經驗。

  四、兩岸政治協商面臨的挑戰

  2019年是《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40年來,兩岸實力水平發生了轉換,兩岸交流交往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前,兩岸之間開展政治協商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但是仍然面臨著諸多的挑戰和阻礙。

  首先,“討厭民進黨”雖然成為島內第一大黨,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憑借著多年的經營,民進黨在島內仍然有著不少擁躉。為了進一步地騙取台灣民眾的支持,民進黨必然在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再次祭出“台獨”“神主牌”,不斷挑起兩岸對立情緒。其他“台獨”勢力如“時代力量”,也會大肆宣揚“台獨”主張,吸引極端選民。而這是對實現兩岸政治協商最大的挑戰。

  其次,台灣民眾的誤解阻礙政治協商。開展兩岸政治協商最早是被國民黨拒絕的,在國民黨長期的反共宣傳影響下,中國共產黨被丑化、妖魔化。隨著李登輝、陳水扁等人的“去中國化”教育,台灣民眾對于祖國大陸的誤解和不信任愈發深重。而雙方要進行談判,前提就是要相互信任。好在隨著近年來兩岸交流的增加,以及祖國大陸惠台措施的不斷釋出,台灣民眾對祖國大陸的錯誤認知在不斷消解。

  第三,美國是阻礙兩岸關系最大的外部力量。幾乎全世界任何一個有爭端的地方就有美國的身影,兩岸之間也不例外。從上世紀50年代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阻止中國統一以來,美國一直都是阻礙兩岸關系發展最大的外部力量。特別是2016年特朗普上任以來,中美關系不斷惡化,美國頻頻打“台灣牌”,攪動海峽浪潮,阻礙兩岸關系發展,自然也會百般阻撓兩岸政治協商。但是台灣民眾應當認識到,美國只是把台灣當作打壓中國大陸的一枚棋子,同為中國人的台灣同胞應當和祖國大陸團結起來,反對美國等外部勢力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涉,不要做出手足相殘的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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